（一）張仲景對扶陽的看法

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提出了保胃氣，顧護陽氣的重要觀點。在他自序中就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張仲景認為「寒」是導致各種外感內傷雜病的原因。陽氣的盛衰也決定著疾病的預後和轉歸，特別是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預後轉歸的重要因素是陽氣的盛衰和胃氣的有無。陽氣的盛衰甚至可以決定病人的生死，少陰病的死證「少陰病，脈微細沉，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蜷，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少陰病，惡寒身蜷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這些死證都是因為陽氣的衰敗導致的。還有人做過統計，在《傷寒論》中明顯談到陽氣的損傷的條文基本上是二分之一，在有記載的112個方子中，運用辛溫熱藥的處方共有85個。112個方子中有85個方子都是辛溫熱藥組成，著名的方劑有四逆湯、理中丸、從這其中就可以看出損陽傷正的病理和證治在仲景的論述當中是十分突出的。

（二）扶陽門派創始人鄭欽安對扶陽的看法

該派創始人是清末著名醫學家鄭壽全。鄭壽全，字欽安，生於四川鄧州，今為鄧峽固駱鎮人，其學醫於一代儒醫劉止唐，深研《內經》、《周易》、《傷寒》諸書，體悟先賢立論之原旨，勤於臨床實踐，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扶陽」思想。鄭氏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論、藥物和辨證體系。鄭欽安推崇陽氣，認為「子不知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氣乎，氣者陽也，陽行一寸，陰亦行一寸，陽停一刻，陰即停一刻，可知陽者陰之主也，陽氣流通，陰氣無滯，自然百病不作。陽氣不足，稍有阻滯，百病叢生」 。他認為「萬病皆損於陽氣」，陽氣一虛，則萬病叢生。他亦認為「有陽則生，無陽則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賴此先天一點真氣耳。真氣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氣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氣，氣即陽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

鄭氏在其著作《醫理真傳》的自序中寫道：「醫學一途，不難於用藥，而難於識癥。亦不難於識癥，而難於識陰陽」，「余沉潛於斯二十餘載，始知人身陰陽合一之道，仲景立方垂法之美」。唯恐後學對陰陽的重視度不夠，又在其《醫法圓通》的自序中重提「思之日久，偶悟得天地一陰陽耳，分之為億萬陰陽，合之為一陰陽。於是以病參究，一病有一病之虛實，一病有一病之陰陽」，「萬病總是在陰陽之中」。由此可以看出鄭氏對陰陽的重視程度。

在其理論和辨證應用中，鄭氏以陰陽為總綱領，統分萬病。鄭氏主張執簡馭繁，拋棄世俗之醫「五行生剋上追求」，或「逐經、逐髒、逐腑論之」，或「以病套方」，或「以藥套病」之理念，認為「旨多反晦，誠不若少之為愈也」，凡病需探究根源，明辨陰陽，方不致被疾病表象所迷惑。乾坤二卦化生出坎離二卦後，坎離二卦後天為用，其能動性在於來自乾卦中的陽爻，對比到人體，人的生命便依賴於腎和心中的陽氣推動，這團陽氣又可被稱作真氣，人的生命體在真氣的推動下完成各種生命活動。但是，雖然真氣占據主導作用，但卻需要與脾胃生成的水谷精微相依而行，周流全身。真氣為陽，水谷精微為陰，共同完成人體的生理活動。所以鄭氏認為辨病識證需從源頭尋起，尤為重視陰陽。認為「蓋上下四旁，即三陰三陽六步，其中寓五行之義，各有界限。發病損傷，即有不同，總以陰、陽兩字為主。」

鄭氏所指陰陽，統歸「精氣」，意為元陰元陽。鄭欽安對《傷寒論》六經從氣化方面進行了系統闡述，鄭氏認為三陽之病是陽盛陰虧，故救陰為先；三陰之病是陰盛陽必衰，以溫補為要。鄭氏透析出張仲景著書之本意，抓住陰陽合一之道、三陰三陽氣化之機，從源頭上指出了《傷寒論》一書「扶陽氣」與「存津液」之原旨，由此而抓住了人身一元真氣之精髓，進一步發揚了張仲景三陰證學術思想與方法，凸顯扶陽學說，使醫者抓住六經辨證之提綱，就洞悉了病證發生發展之根源，從扶陽著手可治外感內傷一切陽虛之證。

鄭氏在陰陽中尤為重視陽氣盛衰對疾病的影響。在其著作中提及「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氣乎。氣者，陽也，陽行一寸，陰即行一寸，陽停一刻，陰即停一刻，可知陽者，陰之主也。陽氣流通，陰氣無滯」，「夫人所以壽生而不知死者，惟賴此先天一點真氣耳。真氣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氣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氣，氣即陽也，火也。又曰人非此火不生」，「夫人身受生以來，本父母真氣，深合化育，成象成形，五官百骸具備，全賴這一團真氣充周，真氣無傷，內邪不作」，「陽氣充足，則陰氣全消，百病不作陽氣散漫，則陰邪立起」。陽具有能動性，在人體的生命活動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這種思想貫徹其著作的始終，並影響了他遣方用藥時對藥物的選擇。

詳述君火、相火亦為「火神派」重陽思想的表現之一，相火指腎中真陽，君火指心火。鄭氏在《醫學真傳》中述寫「按君火，君火也，相火者，相火也。君火即心，相火即腎中之陽。君火居上以統乎陽，陽重而陰輕也，故居上而為用；相火居下而統乎陰，陰重而陽輕也，故居下而為體。二火雖分，其實一氣，誠陰陽之主宰也」。並認為心火助胃陽，腎火暖脾陽，共同溫煦「後天之本」之脾胃，化生精微。

（三）其他醫家對扶陽的看法

黃元御持相同的看法，認為:「陽性動而陰性止，動則運而止則郁；陽盛而生病者千百之一，陰勝而生病者盡人皆是。」「人之衰也，火漸衰而水漸長，燥日減而濕日增，陽不勝陰，自然之理，……扶陽抑陰為不易之道」。

祝味菊在《傷寒質難》中指出:「人以陽氣為生，天以日月為明。宇宙萬物，同茲日光；賢愚強弱，同茲氣陽。向陽花木，繁榮早春；陰盛陽虛，未秋先衰。陰平陽秘，是曰平人，蓋陰不可盛，以平為度；陽不患多，其要在秘，及其治病，則當首重陽用；陽衰一分，則病進一分；正旺一分，則病卻一分。此必然之理也，得陽者生，失陽者死」說明陽氣是萬物之根，治當保護陽氣為本。

（四）當代醫家扶陽思想分析

《傷寒論》的重陽思想與扶陽方法經過兩千多年的變革，時至今日，擁有一批出色的繼承者，他們處方立法獨樹一幟，不僅全面繼承，同時又勇於創新，從而能夠成功攻克現今醫學各類危急重癥，振興中華醫學。由於他們的出色表現，使扶陽思想在近十年得到中醫界的極大迴響，因此，欲學習扶陽理論之學子，研究此類扶陽大家之方法理路是必要的。扶陽方法之所以能夠攻克危癥大病，主要在於它針對了生命之本—陽氣。縱觀各類醫家的扶陽方法，筆者認為有兩大特色甚為值得研究。一種是跟隨陰陽變化之道，循序漸進，抓準病機，以溫扶元陽為最終目的，處方用藥如行軍布陣，章法明確，可參考以盧崇漢為首之盧氏醫學。另一種則是在生死關頭，直接了當，大劑扶陽，如兩軍對壘，正面交峰，效果快捷明顯，可參考山西李可老中醫的治病經驗。

1.盧氏關於扶陽的特色

盧鑄之（1876—1963），名禹臣，號金壽老人，四川德陽人，鄭欽安入室弟子，光緒年間秀才，業醫七十餘年，國家衛技一級中醫師，著名中醫學家，出身於中醫世家，精通經史子集。少年時隨父學醫，後又師從劉沅的弟子，同為祖姑父的顏龍臣學文學醫，並在其引薦下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赴成都拜八十餘歲的鄭欽安為師，成為入室弟子，與鄭師同吃同住十一年直至其去世。鄭師去世後，盧鑄之遵師命歷時三年遊歷四方，足跡遍及二十餘省，考察當時中醫藥的狀況，於清光緒末年在成都創辦「扶陽養正醫館」，開設「扶陽講壇」，傳播扶陽的學術思想。解放後，政府調他到北京中醫研究院和成都中醫學院任副院長，因年逾八十而懇辭未任。盧氏臨證擅用姜、桂、附溫扶陽氣，因臨床療效顯著而被世人尊稱為「盧火神」。盧鑄之學識淵博，寢饋於《周易》《內經》《難經》《神農本草經》及仲景、欽安立法處方之旨趣，旁及諸家之學，兼取所長，又頗多新的見解，熔古今於一爐，積數十年之識見，著有《鄭欽安先生醫書集注》、《金匱要略恆解》《盧氏醫學心法》《盧氏臨證實驗錄》《本經藥性配合闡述》等著作，並撰有《盧氏治療腫疥的理論方法》《盧氏對癥痕痞塊的理論研討》《子宮瘤癌論治》《心臟病論治》《水腫論治》《感冒論治》《附片之用法》等百篇論文。其學術觀點包括：

（1）崇尚《周易》，強調「陽主陰從」。

《周易》是中醫學基礎理論的重要源泉，深受歷代醫家的重視。如唐·孫思邈說:「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盧鑄之亦十分重視《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他說:「醫者，易也。醫之陰陽至理，本於易也」。在對待陰陽關係上，盧氏深受其師鄭欽安的影響。他還密切結合自身臨床實踐，根據《周易》「天尊地卑」之說，竭力強調「陽主陰從」之說。如他說:「《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干者為天，坤者為地。干者陽也，坤者陰也。天包乎地，地承乎天，故乾坤位於上下。上為陽，下為陰。其陽者，宛如三公九卿百官也。其陰者，宛如三妃九殯百御也。陽動陰隨，陽主陰從也」(《盧氏醫學心法·醫易說)))；又說:「人之生成，純在天地之中，陰陽之內，五行之間，一切動靜都隨陽而轉。業醫者須識得《周易》所論『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及《內經》所言『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等奧義……實為養生治病之一大綱領也」(《盧氏醫學心法.陰陽變動往來說》)。在陰陽相互為用的關係中，強調陽為主，陰為從，尊陽而卑陰便是盧氏學術思想中的鮮明特徵。陽氣是機體生命活動的原動力，人體的陽氣存之則生，失之則死。盧氏正是從這一基點出發，來認識人體生理、病理、指導診斷和治療。比如體現在治療策略上，「陽不足者，扶陽抑陰」，「陰不足者，用陽化陰」。既包括「以火消陰」，陽光一照則陰霾自滅的同時，也包括扶陽則精血津液自生而臟腑及周身各部均能得其潤養。所以他在治療上崇尚仲景和其師鄭欽安「溫扶陽氣」之法，並進一步提出了「病在陽者，扶陽抑陰;病在陰者，用陽化陰」的治療主張。這一主張充分反映了盧鑄之的臨床用藥特色。

（2）重視坎中之陽

明確人體陰陽在生理活動中的關係，對分析和認識病理，確定正確的診療法則是十分重要的。盧氏認為，人之生理不離乎陰陽，而陰陽二者則始終處於陽為主而陰為從的狀態。如此，才能保持人體「陰平陽秘」，保證人體健康無病。盧氏在闡釋對人體生理的上述觀點時，主要運用了《周易》的八卦理論。在運用這一理論時，他特別強調坎中之陽的重要作用。他說:「夫乾坤者，陰陽之靈也，氣也。本天地之清真，故曰大父大母。仰坎離者，陰陽之精也，象也。得乾坤之中氣，故曰中男中女……故乾坤之六子，唯坎離為至貴。以其得氣之中，而為天地之真精，實陰陽之英華也」。又說:「坎中之陽，火也；離中之陰，水也。水火互為其根，其實皆在坎中一陽也，為人生立命之根也」(《盧氏醫學心法·醫易說》)。盧氏指出，離、坎二卦皆有火，離火雖屬陽，但察坤之質，須賴坎中之陽發動，始能二火相照，發揖其功能。他說:「坎離兩卦雖皆有火，但有真火、凡火之別。而真火與君火本同一氣，真火旺則君火始能旺，真火衰則君火亦即衰，所謂心腎相交，二火相照，水火既濟，人能保持體魄健壯，其實皆源於坎中一陽之火也」。此言「真火」，即指「坎中一陽之火」，此言「君火」，則指察坤質之離火。盧氏此論進一步闡述了「坎中之陽」為「人生立命之根」之說。盧氏關於「坎中之陽」的上述觀點，雖受其師鄭欽安的直接影響，並源於明代學者趙獻可有關命門真火「為真君真主」之論，但是，他在強調這一觀點時，較前人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說:「人身乃血肉之軀，陰也，全賴真陽運於其中而立命。人以臟腑分陰陽而立論，乃論其末也，以坎卦立論，實論其本也」。

（3）用藥多為桂、附、姜

對於桂枝、附子、生薑等溫扶陽氣之藥，盧鑄之均給予高度評價。如他說:「附子大辛大溫大毒，至剛至烈，且剛中有柔，能內能外，能上能下，為藥品中最大一個英雄也。以之治人，人健而身輕，以之治國，人和而國泰，以之治天下，而億萬年皆成盛世也」；桂枝則「有引陽出陰之能，……實通達內外之能使」；生薑能「導氣血陰陽之傳變，助五行生成之氣機，更能旋轉於經絡臟腑之間，驅寒除濕，和血通氣」。故盧氏在臨床應用藥物方面，具有獨到之處。使人體陽氣若「日月星辰麗於天，華岳河海附於地」「陽氣司令而陰靜無擾」，則機體五臟六腑安和，經脈通暢。氣血調暢，生機勃勃，乃達卻病延年，健康長壽之目的。

盧永定

盧永定（1901—1986），字雲龍，四川成都人，祖籍德陽，盧鑄之長子，業醫七十餘年，著名中醫學家。少年即隨父學醫，精於醫理，勤於臨床，在醫學理念上繼承和發揚了欽安盧氏的醫學思想，重視「坎中一陽」。治病立法重在「以火消陰」，在醫林中獨樹一幟，數愈危疾，尤精脈法，斷人生死，毫釐不差，被世人尊為「醫林聖手」，譽滿朝野。盧永定於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和父親一起在扶陽講壇上講授盧門醫理，同被世人稱頌為「盧火神」。著有《盧氏醫學心法（續）》《盧氏臨證實驗錄（續）》等。

盧崇漢

盧崇漢，1947年出生於成都，祖籍四川德陽，盧永華的長子。中醫理論和中醫臨床家，成都中醫藥大學教授，中醫扶陽學派的創始人及領軍人物，中華中醫學會扶陽論壇主席。出生於中醫世家，幼承庭訓，少年時隨祖父盧鑄之、大伯父盧永定與家父盧永華，學習儒、釋、道和醫學。於1959年正式磕頭成為盧氏嫡傳弟子，16歲時便能獨立開方應診，19歲即具醫名，時有「小火神」之稱。至今業醫五十餘年，治病療效卓著。總結欽安盧氏醫學兩百年來的經驗以及用姜、桂、附等治法的規律，我們將盧氏的若干治法統納為「歸根復命」的桂枝法和四逆法。盧氏在七十年代初明確提出扶陽的概念，強調陰陽學說中的陰陽二者存在「陽主陰從」關係，故我們認為「陽主陰從」思想是盧氏扶陽醫學的理論核心。也提出了「人生立命，在於以火立極。治病立法，在於以火消陰」；「病在陽者，扶陽抑陰。病在陰者，用陽化陰」；倡導「養生治病，以扶陽為綱，保天下眾生長壽健康」。這一思想貫穿於盧氏辨證治法和理法方藥中，在祖輩幾代人的扶陽學說基礎之上，創立了中醫扶陽學派，發展了欽安盧氏扶陽醫學，被世人稱頌為第三代「盧火神」。五十餘年來，一直在中醫業界內外倡導扶陽思想，並且接替祖、父二輩，繼續在扶陽講壇傳授扶陽醫學。同時秉承祖訓「每一代只出一個火神」的傳承定式，培養盧氏扶陽醫學傳承人。著有《扶陽講記》《盧氏臨證試驗錄》《盧氏藥物配合闡述》等。

從鄭欽安到盧崇漢，在近二百年的醫學傳承和實踐經驗里，盧氏在《傷寒論》扶陽法的基礎上，創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章法明確的扶陽方法，用方大多量重藥精，功專力宏。分析盧氏之處方用藥，不難看出他對於疾病的發生多以陽氣不足為基礎前提，陽虛則陰盛，陽氣不足，自然會引來痰瘀水濕等病理產物的積聚，因此盧氏治病起步均以「桂枝法」以「撥太陽」。桂枝法為《傷寒論》桂枝湯之變法，而應用泛圍更廣，其能升發陽氣，把好「太陽」這道關，避免外邪內陷，又可去濕除邪，打通中路，為往後精專之扶陽處方做先驅準備工作。若此法用在治療輕癥時，患者可有明顯改善，若此法用來作為扶陽之前期工作，則患者未必會有任何自覺癥狀。待中路打通，盧氏立法變為「轉中運」的方法，運轉中焦脾胃，中軸得轉，生化得源。這時是治療關鍵，處方可在扶陽的前提下，根據身體的狀況，進行祛邪手段的應用，當中不乏寒涼猛攻之藥，若要瀉下祛邪則用扶陽瀉下法，若要祛癖則用扶陽祛癖法等，處方立法，瞭然於心，只要扶陽得力，邪就能更易祛除，而用藥又不會損傷陽氣。此步當拿捏得準，用藥到位，才可祛邪又不傷正。之後運用「四逆法」作「收功之法」，此法為《傷寒論》四逆湯類方之變法，盧氏在此運用「四逆法」，當然附子是其處方核心。此時運用附子並非祛寒散邪，而是峻補坎中一息真陽，此時用藥量大而藥味變少，此配合能令扶陽藥物長驅直進，深潛下焦「水底」，峻補坎中一陽。盧氏先以「桂枝法」以「撥太陽」，體現氣之升提，再「轉中軸」以體現氣之轉換，最後以「四逆法」來「固少陰」，進行「收功」，體現氣之潛降，當中不時穿插治標之法。可以說一切之治法均是「手段」，「收功」才是最終「目的」，所有治法只是為了此目的所做之預備。諸法合用，一升一降，一開一收，中有轉換，氣化的圓運動規律在此得到充分體現，最後待溫扶陽氣得度後，再用「扶陽添精法」，以血肉有情之品滋養陰精，陰精充盈，陽氣有所依附，陰陽互抱，做到「陽得陰助則生化無窮，陰得陽升而泉源不竭」，使機體陰陽能夠自行互生互長，得以「自身可持續發展」，達到「治病求本」的目的。筆者認為，此舉亦好比易經上經第一卦之六爻，從潛龍勿用，到見龍在田，至飛龍在天，最後亢龍有悔，從升到降，與易經之重陽思想理念一致。在盧氏的醫學理念里，醫易同源可見一斑。

2.祝氏關於扶陽的特色

祝味菊(1884-1951)，別號傲霜軒主，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出生於四川成都。青年時代習醫，因好問闕疑，使3位名師先後辭去。後就讀於軍醫學校，約兩年後隨日籍教師石田東渡日。祝味菊本學習西醫，回國後在成都四川省立官醫院任職，頗有醫名。民國6年(1917年)移居上海，先後執教於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及中國醫學院，並任新中國醫學院研究院院長。民國16年與徐小圃等籌辦景和醫科大學。民國26年與西醫梅卓生、蘭納等合組中西醫會診所。祝氏治學，極其推崇仲景、景岳諸家。曾提出以八綱論雜病，以五段論傷寒的辨證方法。八綱，即指陰、陽、表、里、寒、熱、虛、實。五段辨證方法，系指有機之邪和體工抗病力鬥爭的病理過程"不出五種階段":其一，"太陽之為病，正氣因受邪激而開始合度之抵抗";其二，"陽明之為病，元氣僨張，機能旺盛，而抵抗力太過";其三，"少陽之為病，機能時斷時續，邪機屢退，抵抗之力未能長相繼";其四，其五，"太陰、少陰之為病，正氣懦怯，全體或局部之抵抗力不足";其六，"厥明之為病，正邪相搏，存亡危急之秋，體工最後之反抗"。祝氏特別指出，以上是他"卅年來獨有之心得"，祝氏來滬後，常與上海名醫徐相任、陸淵雷、章次公等暢談醫理，主張中醫改革，認為"要發皇古義，必須融會新知"。他學貫中西，臨證重視溫熱扶陽的治療法則，曾廣徵博引歷代醫家有關扶助陽氣的論述而概括地說:"氣足則抗能旺盛，陽和則抗力滋生"。故其臨證多用麻黃、桂枝、附子、乾薑等一類藥物，尤其擅用附子一類溫陽藥物，卓然自成一派。早在30年代初，兒科名醫徐小圃之子染患傷寒重癥，幾致不救，祝氏力主重用附子為主的溫熱峻劑挽危而愈，由此醫名益盛，並獲有"祝附子"之譽稱。祝味菊醫生治虛弱之病，善用溫補法，其因清陽下陷致虛者，用補中益氣湯加減;腎氣不足，陰陽兩虛者，用金匱腎氣丸，或景岳右歸飲法;陽虛上浮者，以桂枝龍骨牡蠣法，溫而潛陽，此其治虛之大略也，惟不用清補之法。弟子問其故曰:"清補並用者，寒涼以抑其無形之氣，滋補以灌輸其有形之資，凡虛體而興奮太過者，似可用清補之法，削有餘以補不足，不亦可乎?何以老師排除清補之深也?"祝氏曰:"濟平之道，以善為主，所謂削有餘以補不足，非至善之道，夫陰質不足，補之可耳，陽氣有餘，乃屬佳象。《內經》說:『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豈可傷及陽氣，而令其虛乎?余行醫多年，以經驗所得，清補非但無益，而身體反受損也。"

3吳氏關於扶陽的特色

吳佩衡（1886～1971年），生於四川省會理縣，1921年至雲南行醫，1939年任昆明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建國後任雲南中醫學院院長。吳氏從事中醫臨床、教學60年，擅長內婦兒科，尤對仲景學說有深入探究。吳氏臨證擅用附子，應用範圍廣，投藥劑量大，配伍方法多，每能起大癥、救沉疴，因而有「吳附子」之雅號。吳氏曾撰《中藥十大「主帥」》一文，將附子列為主帥之首。他用附子劑量很大，用量最大者，為一虛寒胃痛患者，一劑藥中竟用附子450克（其中白附片300克、生鹽附子150克），而一僅10天的嬰兒患目赤腫痛，一劑藥中附子也竟用10克。他認為附子之應用貴在煮透，不在制透，必須煮至不麻口為度。凡有附子之方劑，必先用較大之煮藥器，加多量開水，以猛火將附子煮熟。劑量五錢至二兩者，煮沸二至三小時，如加量，則應增加煮沸時間，若久煮水已減少，可酌加開水。煮熟後，由他人先試嘗藥液少許，總以不麻口為度，可免服後中毒，試嘗後半小時內，如已不麻口，再加入余藥繼續煮十至二十分鐘，即可服用。並囑服藥後三至四小時內，須忌食生冷水果，並避風雨。

4.李氏關於扶陽的特色

李可老中醫是當代另一位十分出色的扶陽大家，他善用大劑扶陽之方藥，以救危急重癥。自西洋醫學傳入中國以來，救急扶危，搶救生命之職責幾乎成了西醫學的專利，中醫在此領域之貢獻近乎空白，更被世人狠評為慢郎中。李可老中醫的出現，不僅填補了中醫急癥學的空白，更發揮出比西醫急癥學更優勝的療效，可以說，研究李氏的中醫危急重癥學，是中醫攻克現今世界醫學難題的一大快捷、有效方式。

李氏認為，人身皮毛肌肉，經脈官竅，五臟六腑但有一處陽氣不到，就是病，而這可以作為所有疾病的主要病因。外邪雖存在，唯其只是誘因，本氣先自病才是疾病發生的關鍵，而此本氣就是人體的陽氣。〔認識到陽氣的是否通暢與盛衰是疾病發生與否的關鍵，而這陽氣又是先天腎氣與後天脾胃之氣所結合化生的。故李氏在治病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先後天之本的調護，救胃氣、保腎氣就成了李可治防治大病的理念核心。在具體治法上根據六經辨證的原則下，辨別陰陽。而現今之各類大病，在李氏看來都是病至三陰的重癥，一方面既要著重扶太陰之正以保胃氣、扶少陰之正以護腎氣，一方面又要祛除內陷三陰之邪。且他主張用藥應大劑力宏，恢復仲景當年用藥劑量之原貌，直接破邪回陽，而患者的服藥反應會較明顯，時會有「其人如冒狀」之感覺，這是李可扶陽思路的基本特色。

5.劉氏關於扶陽的特色

劉力紅（1958年～今），湖南湘鄉人，醫學博士、教授、廣西名中醫。1978～1983年就讀於廣西中醫學院，1992年獲醫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廣西中醫學院中醫臨床基礎教研室，從事《傷寒論》教學、臨床、科研至今。1997年晉升教授，1999年起擔任中醫臨床基礎學學科帶頭人。2004年劉力紅到山西靈石縣去拜見了李可老中醫，並有幸成為他的弟子。2006年劉力紅到成都，登門拜謁「火神派」欽安盧氏醫學第三代傳人――曾執教於成都中醫藥大學的「盧火神」崇漢先生為師。臨床擅以經方治療內、婦、兒等科疾病，尤於溫熱劑的應用有較深體會。研究方向：經典中醫的理論及臨床研究、中醫的哲學思考。在學術思想上，劉力紅認為中醫理論最核心的東西是陰陽。陰陽的關鍵在於平衡，這裡的平衡是一個大平衡的思想，在平衡之中有不平衡，並繼承了盧氏「陽主陰從」的觀點。尤為可貴的是，劉力紅作為扶陽大家，反對盲目大劑量地應用附子。他說現在很多人由不敢用附子，到特別地敢用附子，膽子相當大，一付藥里有數百克，甚至一斤附子。他認為其弊端不僅僅在治療上矯枉過正，而且因為湯藥中的膽鹽（附子在炮製過程中使用的原料，屬陰）超量從而對人體的損害更高，而且會造成中藥資源的浪費。盧崇漢稱盧火神，他每付藥附子用量都沒有超過100克，極量不過90克。當今社會上一些人超大劑量地應用附子，反而是對扶陽之法一知半解，不懂得扶陽的精髓。這種現象，對患者，對本學派，甚至對整個中醫都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但對於急危重癥，當用附子重劑起沉疴。其專著有《思考中醫》、《扶陽論壇》、《開啟中醫之門》及學術論文30餘篇。並且劉力紅與中華中醫藥學會副秘書長孫永章曾舉辦七屆扶陽論壇。扶陽論壇里，上自《周易》、《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下至鄭氏、盧氏、吳氏，再到當今的李可、彭重善、倪海廈、劉力紅等扶陽大家的學術思想得到充分體現。扶陽論壇除了發弘古義，還融匯新知，融合了當代扶陽的新思想、新理論，如脊柱健康與陽氣，肺結核、癌癥與陽氣的關係等等，該論壇對扶陽的傳承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上醫家之理論均十分重視先後天之本，扶正祛邪兼施，這與仲景的扶陽思路無疑是一脈相承的。李氏直接了當、藥猛效宏之處方特點，與盧氏用藥行軍布陣、章法明確之用藥特點互為補充。疾病的發病機制主要由兩個大方面組成，其一是人體內的氣運動失衡，其二是自然界之大氣與人體之氣的相應失衡。劉氏雖是扶陽大家，但特別強調注重陰陽平衡。因此，調整自身機體的內運動，以扶陽理論為核心，觀察機體外的大氣運動，以五運六氣學說為核心，再以氣的「圓運動學說」貫穿於中，形成一套別具特色，而又行之有效之辨治方法。發展成如此特色之扶陽理論，除了全面分明，步步為營的治療思路不盡相同，而朱師之三陰同治，標本兼顧，兼顧氣運的辨證特色實又與之有異，各有長處。筆者認為要治療慢性疾病重病，可參考盧氏之思路，再結合實際情況進行調整，而面對急癥重癥，李可之思路實為寶貴經驗。若能掌握《傷寒論》之扶陽法，並結合各大醫家之立法思路，相信現今各疑難大病均有望得到攻克，而傳統中醫學將會為人類健康作出重大貢獻。

6.其他扶陽醫家

姜春華（1908年～1992年），字實秋，江蘇南通縣人。姜氏幼承庭訓，復從陸淵雷先生游，後執教於上海中醫專科學校、新中國醫學院等，解放後歷任上海第一醫學院中醫教研室主任、華山醫院、中山醫院中醫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科委中醫專業組成員等，是現代傑出的中醫學家。姜氏對經方以及後世各家用附子進行研究，善用附子治療心力衰竭和一切虛寒疾病。他治療風心病舌絳、咯血，用附子毫不猶豫，指出附子能強心、改善肺循環，肺循環改善則鬱血改善，鬱血改善，則血可止。此不止之止，正是古人『毋見血而止血』的明訓，是符合祖國醫學辨證論治的精神的。他治療慢性炎癥善將附子與清熱解毒藥同用，認為溫陽益氣藥有興奮中樞神經系統和調整內分泌的功能，保護和促進免疫機能的作用，能提高機體的抗應激能力；清熱解毒藥能抑菌、抑毒、抗病原，並有抑制免疫變態反應的作用。附子與清熱解毒藥配伍，既有促進，又有抑制，起到相反相成增加療效的結果。用此法治療多年沉痼、慢性炎癥，往往做到迎刃而解，取得顯著療效。

陳蘇生（1909年～1999年），江蘇武進人，現代著名中醫學家。他曾先後師事沈仲芳、鍾符卿、祝味菊等名中醫，與祝味菊先生合著之《傷寒質難》頗獲時譽。陳氏臨證繼承乃師祝味菊先生用附子之經驗，並結合多年之實踐，以附子為主，運用溫陽四法，頗得配伍之妙諦。溫潛法，是指溫陽藥與潛鎮藥同用。本法溫陽藥用量較少，潛鎮藥用量偏大，有引火歸元、導龍入海的作用，適用於陽浮於上、上盛下虛之類的病癥。溫滋法，是指溫陽藥與滋陰藥同用。本法適用於陽衰而陰亦不足，癥見虛煩懊憹、失眠怔忡、肢節酸楚者。溫通法，即溫陽藥與通利藥同用，臨床常用來治療痰飲諸癥。因為痰飲為陰邪，最易傷人陽氣，正因陽氣不足，所以召致陰邪凝聚。茍患者陽用彰明，何致產生飲證？《金匱》云：「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此治飲大法，實際上仍然是扶持陽用的一法。溫泄法，即溫陽藥與解毒泄濁藥同用。此法常用於陽氣衰微，穢濁凝聚諸癥，一方面是陽氣之不足，一方面是陰霾之凝滯，故益火溫陽與解毒泄濁同用，扶正而不助邪，祛邪而不傷正，有相輔相成之功。

徐仲才（1911年～1991年），上海寶山人。是徐小圃先生哲嗣，祝味菊先生高足，擅長治療內、兒科疾病，曾任上海龍華醫院副院長。徐氏對附子的應用得自家傳和師授，又有他自己獨到的經驗。徐氏擅用附子治療一些急性傳染病，如麻疹一般認為是熱毒，以清涼宣透為主，當麻疹肺炎合併心衰時，則可加用附子溫陽強心；對白喉的治療以養陰清熱為主，但當白喉外毒素引起中毒性心肌炎而出現心臟危象時，就必須在養陰清熱方中加附子，以強心防脫；對於霍亂、吐瀉引起脫水，口乾瘦癟，固然表現為明顯的陰虛，其實陽也隨之而虛，如手足冷、脈細弱，有時補陰反而增加腹瀉的癥狀，此時需要用附子理中，才是治本之策。解放前，治療很多小兒暑熱證，表現為喝水特多、小便特多，用徐小圃先生的清上溫下法，效果非常好。清上用石膏、黃連、蓮子心等，溫下主要用附子。

彭重善，1931年出生，四川德陽人，1950年入伍，軍旅生涯20年。1969年因病而退伍，危難困頓之際，得表叔盧永定救治而愈，由此因緣而於1970年拜師於門下，成為盧永定的正式門徒。入門後每朝侍診於師側，寒暑不輟15年，直至師歿。誠心親炙，耳濡目染，得師嫡傳，加之苦學勤悟，於鄭盧醫學之精要，終成大統。從師3年後，蒙師開許，即以鄭盧醫學之醫術，免費診病救人，醫道日進，善用辛溫扶陽之姜附桂，屢起頑疾重癥，醫名漸起。在四十餘年的懸壺濟世、治病為民的義診義傳中成就奇蹟，著有《鄭欽安—盧鑄之醫學講授》一書，使得更多人受益並真正步入鄭盧醫學之大道。

王獻民（1959～），號「洄溪堂主」，河南西平人，中醫世家，著有《扶陽醫學臨證傳奇》、《扶陽顯義錄》。王獻民老中醫自幼受中華傳統文化薰陶，精研《傷寒雜病論》，貫通火神派及扶陽醫學心法，於扶陽與溫病間縱橫捭闔，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創辦"洄溪堂中醫館"，懸壺於鄭州。王老中醫在臨床上秉承仲景遺風——病脈證並治相結合，往往是重劑出手、力挽狂瀾，使奇蹟屢現，令患者枯木逢春，成為當代扶陽高手中之鳳毛麟角。王老在祖傳藥方基礎上，實踐總結並改進的治療腎病綜合徵、腫瘤、結締組織病、免疫性疾病、原發性癲癇、哮喘、口腔潰瘍、鼻炎、痔瘡、白癜風及牛皮癬等皮膚病，以及骨質增生、腰椎間盤突出、不孕不育、子宮腺肌癥、多囊卵巢、嬰幼兒食積等300多個經驗方，常常藥到病除，效如桴鼓。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盧氏、李氏、吳氏、劉氏，還是其他扶陽大家，他們都是在《傷寒論》的基礎上，以「扶陽立宗」，逐漸演化成其特色醫學的，正如丹溪以「滋陰立宗」，子和以「攻下立宗」一樣。當各家把仲景的理念個別推演到極致、運用純熟時，自然能「生巧」，故能以此「立宗」。佛家之禪宗之所以能在佛學中脫穎而出，是其能把佛門中之「禪學」推演到極致，便能以禪立宗，思之想之用之均不離禪，而又能融匯貫通而生巧。以禪學作為比喻，旨在說明只要用得其所，用得精準，自然能夠殊途同歸，並沒有所謂的偏執之說。每種治法之所以能夠流傳，能夠治病，必有其獨到之處，要想深入學習，就必須對其「放下成見」，才能「立信」，信念堅定了，才能夠把前人之經驗學透。這樣無論運用何法，均能恰到好處，「滋陰」不會過度苦寒而傷陽，「扶陽」不會太過辛熱而傷陰，領會此理，才不枉費仲景大費周章，撰寫《傷寒論》，示人治病規矩之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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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印度]Nullg來源：《21世紀》2010年第9期 如果法國哲學家笛卡爾是中國人，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幾乎肯定會換成“我吃故我在”。在中國，吃幾乎是一種“宗教”，它深入中國文化的骨髓，以致中國人的問候語都是“吃了嗎”。 對于一個像我這樣剛學會講漢語的人來說，如果有人在他赴約吃午飯時問他吃了沒有，他會覺得非常不解。而對習慣吃素的印度人來說，這還不是在中國所遭遇的唯一的飲食挑戰。中國的飲食文化實在太復雜了，對它的條分縷析有賴于高超的技藝和豐富的知識。 在中國，吃什么不僅代表你是什么，還代表你值多少。請客吃飯是公認的拉近關系的法子。在這種場合，往往越精美的菜越古怪，越貴的菜就越好。猴腦、龜鞭、燕窩湯，要想真正給客人留下印象，這些就是不可缺少的。 我曾參加一個省為來訪記者設的宴席，上的菜有海膽以及其他不知名的水生動物。那場持續3個小時的午餐對我來說簡直就是折磨。好不容易等到上了一道像椰子湯的菜，我趕緊咂咂地喝起來，心想總算找到對自己口味的東西了。這時，旁邊的一位中國記者用充滿敬畏的語調悄悄對我說，那是菜單上最貴的一道菜。我趕快放下勺子，問那是什么菜。 在中國，問這種問題顯得很怪異。人們很少問吃的是什么，只要味道好、花錢多，就值得吃。 單看菜名往往看不出是什么菜。比如，“螞蟻上樹”，乍一看，很難把這菜名與粉絲和肉聯系在一起。我不懂而發問，結果引來一番爭論。 在中國的一些酒席上，諸如雞盯餃子這些家常飯菜不得出現，因為它們太普通了，上這種菜被視為是對客人的不尊重。更不能跟主菜一起點米飯，不然就是對主人的侮辱，因為這暗示著其他食物難以下咽，連最平常的米飯都比其他飯菜好吃。 中國酒席的復雜性還不止于此。不僅點什么菜、花多少錢關系重大，點多少菜也至關重要。 常見的做法是，點的飯菜得是客人所能承受的量的兩三倍。客人一般只品嘗每種菜的一小部分，剩下的就不去動它了。對一個經歷過饑荒的國家來說，這種巨大的浪費似乎有些不可思議。其實，恰恰因為中國歷來是一個土地相對匱乏、食品稀缺的國家，因而酒席上的排場往往成了身份的無與倫比的象征。 經濟改革之初，中國社會最顯著的變化之一就是餐館紛紛冒出。上世紀70年代，中國平均每300萬人只有一家餐館。如今，每400個中國人就有一家餐館，下館子成了中國人的頭號休閑活動。每到生日、舉行婚禮，甚至圣誕節，大家都愛到餐館大吃一頓。 中國人沉迷于吃，這可從中國的俗語看出。比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以及許多新式詞匯。報紙上短小的文章被稱為“豆腐塊”，員工被老板解雇叫做被“炒魷魚”。 如果說飲食是文化的基本要素，那么喜馬拉雅山兩邊的印度和中國顯然差別巨大。在印度，對食物的挑剔象征著貴族婆羅門的身份地位。他們不吃肉、大蒜、洋蔥，總之廚房里不會出現非素食的食物。 而在中國，你所吃的菜花樣越多、肉越多、越古怪，就越代表你的地位高。據說即便西藏的喇嘛也吃牦牛肉。北京的一些素食餐館供應仿制的肉類，這樣一來，那些因為健康原因不得不吃素的可憐人就能吃到“肉”了，甚至還能吃到豆腐制成的“羊腸”。 在印度，即便非素食者也只是食用某些動物和某些動物的某些部位。所以，印度人吃雞肉但不吃雞爪，吃羊肉但不吃羊腸，吃對蝦但不吃章魚。對一般中國人來說，印度人這種對食物的歧視態度不可理解。一些找不到對策的中國貿易官員總是向我抱怨，招待印度商業代表團真是一份苦差事。他們向我訴苦：“印度人什么都不吃。”而印度商業代表團成員又向我哀嘆：“這些中國人什么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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